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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28 爱与创造力(转) 最近的一个研究显示, 想到爱情—而不是性—会让我们思考得更”全面”, 从而更容易想出新点子
爱情激发了不计其数的艺术创作,从不朽的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到建筑杰作泰姬陵,到经典流行歌曲皇后乐队的”一生所爱”。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因此而生: 为什么爱情能如此激发灵感?为什么堕入爱河—或者仅仅是想到爱情—能激发创造力?
有一种可能是当我们沉浸在爱河时我们确实是以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思考。最近,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心理学家Jens Förster, Kai Epstude和Amina Özelsel对这个浪漫的假设进行了测试。研究人员发现爱情确实能改变我们的想法。这种深邃的感情给我们造成影响的方式迥异于单单想到性爱。
巧妙设计的实验显示,爱情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在于它引发全局思维模式, 继而促进创造性思维,抑制分析性思维。然而想到性爱,却有截然相反的效果,性爱引发局部思维模式,从而促进分析性思维,抑制创造性思维。
为什么爱情会让我们思考得更全面呢? 研究人员认为浪漫爱情使人展望遥远将来而性欲让人着眼短期目前。这是因为爱情通常伴随着和一个人产生长期联系的愿望和目的,然而性欲通常令人着眼于在”此时此地”发生性行为。与此观点一致的是,当研究人员让被测试者幻想浪漫的约会或一夜情时发现,那些幻想约会的人比幻想一夜情的人想到更远的将来。
根据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设想遥远的将来或过去的事件-或者任何具有心理距离(例如实际距离遥远的人或事物,现实中不太会发生的可能性)的事件会引发全局思维模式。换句话说,心理距离让我们看到整片森林而不只是一棵大树。
全局思维模式促进创造性思维是因为它帮助建立起不相关的,不寻常的联系。举个例子,为你的伴侣搜索一件礼物。如果我们以局部思维心态去考虑礼物,那么我们很可能着眼于更直白更具体的选择,很可能是用彩纸包装好的有形物品。我们也许会考虑那些司空见惯的礼物,比如一块手表,一本书,或者一瓶香水。但是,以全局思维去思索会激励我们把礼物看作是”能让他/她觉得幸福”的物事。从而让我们产生更多样更新颖的想法,比如共同出门度假,写一首歌,或者重新整理装修房子。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处处使用全局思维。虽然局部思维会抑制创造力,但是它也促进分析能力。分析性思维要求我们运用逻辑规则处理问题。打个比方,如果你正在根据一系列预设的标准(例如大小,颜色,价格)去为一个大展台寻找一件家具,局部思维心态能帮助你更关注相关的细节从而找到合适的选择,而不会被诱人但不相关的选择分散了注意力。
总而言之,研究人员认为,因为爱情能引发长远展望,诱发全局思维,因此应该也能提高创造力,削弱分析能力。相反,由于性行为更着眼于短期,诱发局部思维,应该也可以提高分析能力,削弱创造力。
研究人员展示了两组实验来支持这个理论。第一组实验里的参与者首先幻想三个情形之一:与心爱的人漫步(爱情条件),与一个为之吸引但并未陷入爱河的人发生一夜情(性条件),或者独自一人的轻松漫步(对照条件)。然后参与者要尝试解决三个创造性的,见解独到的问题和四个出自GRE的衡量分析能力的逻辑问题(比如,如果A<B且C>B那么?)。意料之中地,被置于爱情条件下的参与者比对照组解答较多的创造性问题,较少的分析性问题。与之相反,被置于性条件下的参与者比对照组解答较多的分析性问题,较少的创造性问题。
第二个实验是为了观察对爱情和性更隐晦的暗示是否也会诱发类似的效果。首先,参与者被要求参加一个据称是注意力的测试,并被下意识地提示与爱情相关的单词(如可爱), 与性相关的单词(如色情),或者一组非单词的字符串(对照条件;”XQFBZ”)。然后,用在第一个实验中相同的GRE问题测试参与者的分析能力。这一次则用生成任务来衡量创造力, 参与者要在限定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提出砖块的用途。如同第一组实验的结果,被置于爱情条件下的参与者对比对照组提出了较多的创造性用途而解答较少的分析性问题。而被置于性条件下的参与者显示了相反的模式。
这些实验中最值得注意的暗示之一是爱情和性并不仅仅影响我们对所爱的人或渴望的人的看法。事实上,它们影响了我们对所有事物的看法。同一组研究人员的尚在进行中的一个实验中显示了这种趋势。似乎当陷入爱河时,我们需要很努力才能把所爱之人的不同品质区分开来(例如,”如果他很英俊,那么他一定也很善良。”)。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光环效应。爱情是否对其他事物也产生光环效应?看上去答案是肯定的。同一组研究人员推断光环效应反应全局思维,因此当人们想到爱情的时候效应应该增强而当想到性的时候应该减弱。他们发现这种预期的评价模式(即,想到爱情后更难区别截然不同的特质,而想到性之后更容易区分。)不单在评价情侣中起作用,而且在评价一张椅子的不同方面也起作用!给我们的启示是想到爱情,或者是任何能激发长远视角或全局思维的事物, 都能让我们更具创造力。也许爱情是一种特别强大的力量使我们超越自己-活在此时此地却也在思忖着遥远的将来,甚至永恒。
February 07 冬去春来又是一年 从家里回到广州已经有一个礼拜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有些东西还是想记下来。
这个春节对于我有不一般的意义,首先,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对《南都周刊》可以在春节放假半个月而感到满足);其次 ,今年大年三十也非常罕见地正好是我阳历生日。要说总体感觉,与之众多特殊意义所赋予的丰富内涵相比,这个春节我自己感觉是过得比较
失败的。我没有像往年一样拍成一个电影,也没有做太多有意义的事。对比去年又是在永昌做生意、三十夜又爬上大云山拍烟花……今年是一
个彻底的退步。唯一让我乐观的是,我终于有足够沉重的心情去正经地思考。
笼统地说,这个春节我只记得三件事。 一,帮陈庆取账。陈庆在金华开了壁纸装饰店,个人还接些设计事务。这次为兰溪一个酒吧牵头搞装修,垫进了2万块钱,到了收工交付的 时候,老板开始拖账了。原本大伙都打算领了工钱歇年了,结果这事亘着,几个工人想回又回不去,天天跟着陈庆去酒吧里取账。陈庆自己也
搞得很头大,取了几天,一筹莫展,这次趁我们都回去了,想拉上我们一起去取,人多势众。我们也都明白陈庆的意思,这次是要去装流氓的
。
当天晚上,我到场的时候,已经有一帮人围着两个酒吧老板在门口争执。我、黄瓜、沈俊围上前去,(毛竹遗憾未能参与)从小是被兰溪 地痞敲诈惯的,我也清楚这个圈子里的人用什么口气说话。我大模大样地夹入其中,用一种思维很不清晰,但是又根本用不着清晰的,比较不
讲理的气势开口说话,刻意饶舌:“什么两万块,什么事,怎么欠了两万块,你们欠了是不是?"我的兰溪话说得比较标准,不带乡音,听起来不跑调
,相对阴阳怪气来说也就更有气势些.老板听了我的话说:“我欠他两万块……”“欠钱那就还咯!”我紧接着又是一句,老板顿时语塞,因为
虽然简短但很有道理。
后来说了些什么记不真切了,但是有两句话我印象比较深刻,也是事后我们坐在肯德基里又反复翻出来玩味的。一句是:“你不给陈庆面 子也要给我面子吧?”(老板纳闷:你是什么人?我还要给你面子?)另一句是“要不是我和陈庆老朋友了,两万块你请我来我都不来”(什
么人出个场两万都不够?)这两个问题值得酒吧老板好好思考一阵子了。但是接下来事情就开始有变化,在谈判进入僵局之后,老板把我请到
吧台边,请我喝了瓶啤酒,还反复敬烟。老板怯生生地探我口风,他说:“我们有什么事都好慢慢商量,不管怎么样,总之你们别使用武力。
”
后来老板和陈庆写下了保证书,约定明天下午2点必还。次日我没再去,晚上问陈庆,他说给了一万,工人都回去过年了,还有一万说好过 了元宵再收。总还算有了点效果。
二,给爷爷做寿。爷爷今年80岁,奶奶塞给我1800块,要我张罗两桌酒席,请全家人来祝寿。我把时间定在了年初四,至于地点,我也尽
量往好里挑,不惜工本,毕竟爷爷80大寿很难得。原本打算再去做一个金色的寿字,挂在包厢里很有气势,结果等我年初二上街去找招牌店的
时候,发现统统没有开门。真后悔这事没有在年前就给办了。
年初三年初四的白天,我和沈俊都在街上转,整整把兰溪转了两圈,也没有任何成果。最后,在寿筵开饭前的三四个小时,我们终于逮到 了一家裱书法的店,我问老板,能写字吗?老板说能,但是没纸,于是我们又去买纸,找了半个兰溪,我把宣纸买回来后,老板突然说他写不
好了,他说他帮我找个人写,结果只给我一个电话,叫我去打,差点没把我气死。好在出店走了几步之后,我们又看到一家书法店,门口有牌
匾,写着“兰溪书法家联络会”,这次被我撞着了。老板见我们祝寿心诚,磨墨铺纸,老板娘在一边说我们运气真好,他们也就偶然开一次门
,送客人,就被我撞见。我想这就是天意,这个寿字收了我十块钱,大家都说划算。挂墙上还挺好看。整个寿筵严重超支,我也没再问奶奶要
钱,其实我已经赚钱了,本来给爷爷祝寿,就应该我掏钱。
三,老爸送我上火车。今年我再三要求自己去金华坐车,还是拗不过老爸,他硬是跟着我去,还想办法在无票情况下,通过了火车站门口
保安的检查。我和老爸的关系不错,但是不常说话,尤其是我不过问他的事。我们之间有默契,我也知道老爸的脾气,他自尊心很强,任何人
对于他是否能够好好照顾这个家哪怕有一点怀疑,他也会马上变脸。所以好几年了,从老爸下岗后,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我也不敢问他一个
月能赚多少钱。随着我开始工作,我知道我们之间关于谁顾及谁的面子的事,正在悄悄改变。
几年前,当沈俊跟我说,他妈在兰溪看见我爸骑摩的的时候,我是受到震撼的,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多么不齿的工作。但我一直没和我老爸说,因为我想他是想瞒着我的。一个月之前,沈俊又打电话来,说我老爸跟隔壁邻居打起来了,对方七八个人打我老爸一个,这是一幅多么让人难以平静的画面,我当时就热血冲顶,我老爸要是有不测,我是很轻易地就能照着邻居脑袋上砍两刀的。也就是这件事,让我第一次不再顾及老爸的面子,打电话给我的一些兰溪亲戚求助,要他们去看看我老爸怎么样了。事后,老爸给我打电话,说沈俊这人多事,其实没有打,就是吵了一架,这件事本来不该跟亲戚们说,实在是无聊透顶。从老爸的态度,我发现他已经不怪我多事了,开始承认我有对某些事做判断的能力和机会了。 于是坐在候车厅等车的时候,我想了很久,终于问出我几年前就应该问的问题:“那你平都做些什么呢?”老爸说他偶尔会去剧团里帮忙对小演员做一些培训,有时,还有以前水泥厂的朋友会来叫他帮忙做些销售,赚不到几个钱。我说为什么不开个店?又轻松,收入也应该还可以,顺便还能把一直混迹于棋牌室的老妈一起叫上。老爸看来是没什么兴趣,而且他还是说出了那种“就这样我们过得也不比别人家差”的充满自尊的话。老爸的话里面带着很深的无奈,但我也听出了由于年龄增长,而越来越显露的认命口吻,似乎现在的他也颇享受这种安逸。老爸说,自己有35年工龄,已经可以拿退休工资了,老妈再交个三年的养老保险,也能够享受社保的退休工资。现在这样,吃用是不愁的,就是买不起房子和车子。不过现在很自由,他说他要是想去广州了,马上就可以走。聊着聊着,老爸也说起以前一度也曾骑过摩的的事,我感到很欣慰,这是我们第一次如此坦诚地聊着彼此的近况。 现在我在广州了,周刊的工作赚钱不多,我有时很心急,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让家里人过上幸福的日子。这种赚钱的动机驱使我无法静下心来,在一份工资微薄的工作上全情投入。这也是我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很找到工作状态的主要原因。 我深爱我的老爸,还有老妈。在兰绵道口处,一家三人坐在父亲的摩托车上,老妈先下了车,我坐在车上回头望,老妈边走边微笑地看着我,像个小孩。老妈一直没有长大,老爸又老得太快,请老天爷多给我些时间,让我们一家人以后还能长久地生活在一起。 December 31 08年的最后一天08年又要过去了,很多人肯定都像我一样,还记得2000年是怎么来的。一晃又是8年,我86年生,已经快三个8年了。这一年发生的事其实也不算太多,年初签了南方报业,春节拍了《年夜犯》,回校分手写论文,《我的耻辱》,之后来广州报到,继而去了南都周刊。从十月份算起,在周刊也待了4个多月了,慢慢也有点上手了。 都说从学生走向社会,人会变。但是就像今天单崇山和我说的,我们发现自己一点也没变。周刊的工资很少,转正之后,拼命写估计也就拿七八千,而且今年这样,明年还是这样,没有多少向上挪的空间。有时参加很多公司的活动,看人家又做出了什么,而我是又记录了什么,真的会不甘心,没有存在感。不过话说回来,周刊的工作环境真的很好,同事都不错,也不用坐班,很自由。 焦虑还是经常会有,尤其当写稿不顺,或者写一个不想写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开始幻想:也许该去做点生意、也许该办一个公司。当然最希望的还是拍电影,可是怎么开始呢?去念一个书?留个学?有时候,当我走了太多的歧途,虽然现在还年轻,可真的很难再一鼓作气地干起来。也许平庸的人就是这么活下去的。 一直不愿意承认,其实我本人就是一个宅男。以前老觉得自己不愿意跟别人多说话,是自大。但其实面对我尊敬的人的时候,我也说不出什么来,根本就是个人有问题。一有空,人家老喜欢往外跑,喜欢串门,而我就喜欢看个DVD,或者玩个小游戏。现在有时,我拼命地想跟同事混熟,拼命去沟通,任何关心我的人如果知道我开口有多费劲,应该都会心疼的。天呐,我高中的时候是9校辩论赛决赛中的最佳辩手。不过演讲我还是能表现得很好。 在广州养了两只猫,一只白一只花,买了不久两只都病了,一只感冒一只拉肚子。我用滴管给他们喂药,小花顺从,小白反抗。反抗的那一只就呛到了,喵的一声突然就不动了,我有些紧张,忙把它放下,它呼吸急促,过会儿自己爬进窝睡觉。隔日早上还是喘气,带去看医生说是呼吸衰竭,病危状态。兽医打了两管针,我带小白回家。中午要去深圳出差,出门前,我再看一眼小白,突然发现它趴在窝边,气已经很短了。我将它抱手里,看着它瞳孔变大,看着它喘最后一口,看着它舌头打卷吐出来,看着它的尿留到我手上,这是我第一次看一个生命从有到无。在深圳我不敢多想,回到广州后已是深夜,我在房间大哭一场,是谁决定可以取走小白的生命呢? 要是当时没给小白喂药就好了,我老是做很多让自己后悔的事。如果现在问我,愿不愿意大四重来一次,我愿意的。愿不愿意大学重来一次,我也愿意的。遗憾太多了,高中初中就不愿意了。希望以后工作了几年,我问自己愿不愿意南都周刊重来一次的时候,我别说愿意。 展望一下09年吧,周刊马上要换成铜版纸小开本了,热烈庆祝我们终于要从周报变为真正的杂志,而且售价也将从3元变为8元。希望明年能够不再亏损公司的钱,能够发点年终奖出来,如果明年这个时候,周刊还没有起色的话,我就不干了。 以上面那一段话作为结尾似乎不太喜庆,我再啰嗦几句,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挺幸运的,也一直很快乐,我身边的人,好像也都是足够快乐的。沈俊不够快乐,我父亲也是,母亲不知道,希望我有朝一日能帮到他们。不过以我目前的收入水平和我的消费水平,什么都很难说啊,不说了。 December 05 第一次感受到身为记者的牛逼前天我去办港澳通行证,先要到南方人才市场把我的户籍卡拿出来。我用我的毕业证去换了,填申请啊什么的搞了半天,最后工作人员把我的户籍卡给我。我就拿着出去打车了。 坐上出租车后,我看我的户籍卡,卡上姓名居然是王剑,户籍是山东。显然是人才市场的人搞错了,我现在如果马上叫死机调头,那么白白浪费了一趟车钱,可以找他们赔付吗?就在我犹豫的时候,汽车已经越开越远。然后我本来就有点气,这些吃皇粮的,把一个户籍工作搞得那么繁琐,结果还要出错,就这种工作水平,能不教育一下吗?于是我下定决心,打车到公安局,再打回来。管他们人才市场的人赔钱,要是不赔我,我就扣着王剑的户籍卡不还,然后用媒体曝光的方式威胁。我想到自己是周刊记者,可能报不了这个新闻,但是张伟伟可以,他是城事特搜,最喜欢搞这种新闻。对,他们要是不吊我,我就把张伟伟拉过来拍。 打定主意后,我就气势汹汹的回到人才市场。刚才还熙熙攘攘,现在人突然多了起来,看那么多人挤那里,我不好发挥啊,心里有点急。于是我在边上等了一会儿。边上一个中年妇女说:你可以排这边,这里也办理。我说“我找她”。这句话一说出去,那个“她”和中年妇女都愣住了,看着我。我说“你把户籍卡拿错了,我带着这张户籍卡跑到公安局又跑回来,这个打的钱你们要赔我”。因为我的口气很硬,犯错的那个工作人员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不知怎么回复,继续做自己的事。这时,边上那个中年妇女挺身而出了,“那张户籍卡和你的身份证给我看看”,我把户籍卡给了那个中年妇女,然后到皮夹里摸身份证,这时候,我夹在皮夹里的绿色记者证亮了一眼,边上那些等着拿户籍卡的哥们都看见了,他们突然安静了下来。两两认识的窃窃私语起来,我把身份证给了中年妇女,也没看他们,但我知道他们在说我,他们在等看记者如何处理突发事件,可能还怀疑我是故意来暗访的。我突然胆子壮了,因为我明显感到同样被户籍卡搞得心思疲惫的他们,把我当成了正义的化身。 中年妇女看了一眼身份证和户籍卡,马上跑进里头,换了一张正确的给我,然后她坐回去继续办公了。这就完了?我心想,靠。但是我突然发现,王剑的户籍卡被她放回去了,这个可是我本来想要闹事的资本啊,刚才只顾享受记者的威风,忘记扣留物证了。如果我当场不发飙,等出了人才市场的门,就没证据发飙了。于是我说:“这个打车钱你们要赔我,我一个下午都浪费在来去路上了。”没人理我,“把你们领导叫来”,这句话常在电视里看到,今天也用一用。因为进展到了核心部分,周围的人更安静了。 这时候,那个犯错的工作人员慌了,她说:“多少钱?”“33块”。她说她给我。中年妇女在边上搭腔,打车到公安局哪要这么多钱?我说:“打车过去难道不要打车回来啊?两趟加起来还不够33吗?”那个犯错的女人说:“每天有这么多人,总会出错误的。”她用这种口气说话,我突然就比较理解了,于是也和善地说“这么重要的东西嘛,当然要仔细点才行。” 可是边上那个中年妇女还在搭腔:“一人出一半的钱咯,你拿到手上也不确认一下,你也有责任。”听到这话,我马上又火了,于是我朝她凶巴巴地说:“国家发钱给你们处理这种事情,还要我帮你确认?国家没发钱给我啊?”那中年妇女顿时语塞。犯错的女人给了我一百,我掏出钱来,数出77,一想不对啊,100减去33应该是67,于是我扔下67在桌上,扬长而去。 心里想,要是我当时扔下了77,岂不是很丢脸?这么嚣张的一个人,居然钱也算错,肯定会被笑翻,好险啊。 出来后,我心情不错,杀去买了几张碟回家看。 自己登:采访杨恒均这期《南都周刊》的网络知道分子20人已经刊出来了,但是编辑把我的文章砍得面目全非,实在是太不爽了,在自己的博客上给自己登一登。 博客是杨恒均的秘密洞第一次见到杨恒均本人是在南报大院的正门口,“就叫我老杨”,他边开车边说。 老杨面色没有博客相片上来得白皙,虽然是政府出身,身上竟不带官气,也没有一些作家忸怩的文人做派。 汽车刚拐上广州大道时,路边有一人举牌,三四人围观。牌上字看不清,不是在抗议,就是在行乞,南报门口常有这道风景。老杨特地为此停车细看,末了还作为新鲜事致电好友聊了一通。 在他煲电话粥的时候,记者注意到老杨穿着的西装和衬衫都很挺,头发也打理得整齐,可一张嘴却忍不住常爆粗口以加强语气。 这几点第一印象使记者自然地做出了如下判断:一、杨恒均这个人对于社会非常的敏感,以及好奇;二、杨恒均有太多的身份,从而显得像没有任何身份。 什么身份? 在网上搜“杨恒均简历”,会跳出一个网友推测版,非常有趣。对于这个“神秘人物”的身世,网友们也只能从其作品中去推敲。 “我对整个文化界是有冲击的”,这是老杨原话。他今年43岁,而40岁之前他在干什么?这个东西对文化界、知识界和写作界都有忌讳。老杨只能说到“外交部”,再往下他有义务保密。因为无从了解,所以很多人不敢跟他交往。 在老杨的博文里,经常会看到涉及国安的内容(如《“人民的间谍”是这样诞生的》一文)。所有去看的人都不禁会问:“这是真的吗?”很简单,如果不是真的,老杨要被抓了,没人敢造国安部的谣。但是他也有一个尺度,就是不泄密。至于如何判断,也就和老杨的经历有关,“我是政府出来的,我知道哪些泄密哪些不泄密。不知道这个部门的人,千万不能写。” 实际上,国安的人还经常给老杨打电话,说“哥们啊哥们,你又写我们”,扯皮半天,到最后说“还有件事你没写”,哪件?说来听听,“这个那个……” 很多圈内人也给老杨打电话。每每一出什么事,中宣部下了禁令,就传话说:“该你出手了。”于是,老杨头顶“不务正业”四个大字,尽干些得罪利益集团的事。他说早先难免怕人报复,慢慢也就理直气壮起来,“如果是美国人给钱让你写这东西,来不了两下别人就搞死你;如果是你真的爱国,别怕,写吧。” 现在老杨写得多了,本来不敢与他深交的人都觉得:无论如何,这人够哥们,他人品在这。 人品在哪? 08年的中文网志年会上,老杨在压轴发言时引述幼年时期母亲教诲的三个不要:不要撒谎,不要欺负弱小,不要拿别人东西。他说:“我直到开了第一个博客,才突然意识到,也许该回到母亲教诲的时候。” 11月27日这天,老杨刚到台北。他给记者发来信说,今天他和绿营民众聊,发现他们袒护陈水扁,他正在教育他们。 三天之后,这部分内容被老杨写进《我只想对马英九说一句话:把台湾的民主搞好》,文中提到绿营对陈水扁感情复杂,有说贪腐案搞的是台湾企业,没搞台湾人民,言下之意陈水扁是“劫富济贫”;也有说是陈妻穷疯了;更有提到8年前陈水扁上台,宽待国民党党产,现在马英九上位,第一件事先搞报复……尽是些站不住脚的观点。但是老杨也发现,没有一个人将过错归咎于民主。人们尊重选举,愿意给马英九四年机会。台湾不会像泰国,但四年后人民会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就是老杨的风格,说真话不说空话。谈着小事,悟到了民主,要否定他的民主,除非否定他亲眼所见的事。很多人只用脑子搞理论,老杨用脚写文章,有什么东西不明白,走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见识了美国的舆论环境和司法制度,就写《如果美国警察动了我的阳具》,见证过各种选举,感受到大陆民众对台湾大选的热情,就写《今夜,我们都是台湾人》。 除了真,另一个是猛,老杨擅用讽刺、好讲反话。在《谁能告诉我大陆民众是什么级别?》一文中,他用真假记者收矿难封口费,对比深圳猥亵女童官员的那句“我是交通部派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你们算个屁”,来说明人民地位从“是个屁”到“收红包”的“显著提升”。于荒诞深处,更显不合理。 老杨的炮筒整天就瞄着这些弊端,有时火力过猛,轰得中国体制衣不蔽体,很多人甚至心疼政府。例如四川地震时,老杨发表了《支持CNN歪曲“事实”的报道!》,表达了CNN的不实报道使缅甸救援工作能够不断加强的观点,同时讽刺缅甸政府控制“新闻事实”的做法。之后,又发表了《面对灾难,我们如何展示大国风采》,从大国责任和新闻自由上对中国政府提出要求。但这两篇文章却引来很多网友的不满,说CNN歪曲事实的报道伤害国人的感情;说老杨嘴上致哀地震灾民,心里却想借此推销民主;甚至说老杨是怕政府得到人民的支持。 很多关心老杨的读者纷纷写信,让他别走得太远太急,不忍看到他被人恶言相向。老杨隔日就做出了回应,他向受到伤害的读者道歉,但文题却是《对不起,我不能不伤害你》。灾民不会像你一样被政府感动而流泪,因为灾民在流血,我们的救援工作还能做得更好,这是老杨的观点。 事实上第二天,政府就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和设备进入灾区。这是老杨早就考虑到的,先前为此攻击他的网友,此刻突然不吱声,蔫了。 “这么闹一闹倒也不坏,”老杨说自己写了70万字,民主那口小井都快被他抽干,哪流得出那么多水来?可是网友一批评,他灵机一动又是一篇。 当然也有很多只看不留言的,他们当中有一部分是体制内的人。虽然不留言,但有时见了面,一握手就明白。老杨的很多文章是“伺候”他们,“老子写的东西就在这,你感觉吧,你去理解吧,甚至往上传吧。” 现在老杨又在发力创作连载小说《情报局长》,影射杨佳的案子。杀警为什么还得到同情?这个问题谁来思考?老杨用小说塑造了一个老警察,他在思考。小说这种形式能把现实中无法清楚表达的东西“虚构”出来,这是老杨推销观点的又一利器。 其实在成为博客名家之前,老杨已经是个不错的小说写手,只因为小说总是被禁,才移师互联网。但他不甘心,所以每篇博客动辄五千上万字。这也是老杨写博客的特点——字多。很多人几个字一句话也算是一篇,相比之下,老杨的博文料真货足,童叟无欺。 “这也算是我对短平快的一个反动,我不喜欢短平快,那样好像很激动,但道理又讲不清楚。”也因此,除了写博客,老杨不在网上发表其他意见,他说他把网络看成媒体和出版的平台,专职写博客。 专业写博 一般人写文章,本意大多都是为了发表。老杨发展到什么地步?“你约稿我不写,给钱我不要,就写博客。”跟朋友出去,别人说怎么介绍你啊?专栏作家?老杨说“我写博客的”,这是个什么职业?很多人不理解。老杨博客上70多万字,换成专栏,稿费一年至少20万。 “有名的报纸没有不约过我的,有的约了七八次。我的博客虽然上不了报纸,但是改一改,还是可以的。可我就是不想改,写作者的观点是不能修改的。”一说起这个专业博客,朋友就笑话,“写博客,玩玩嘛”。老杨说:“玩也是玩一个真心。” 除了这些意识层面上的东西,记者采访时发现,其实还有件事对老杨触动很大,就是那几本被中国毙掉的小说。写《致命弱点》的时候,跟老杨签合约的都有七八个公司,后来一审批,通不过,改来改去也通不过。那么多的心血,好比马上要当爹的人,老婆肚子被人踢流产了。请注意,老杨曾经为了能发表也是“改来改去”的。 前不久奥运会期间,老杨受干女儿之托,曾破例向网易投稿,写了两篇支持刘翔的文章。而后来,照老杨日记的说法:“知道了真相,我很难过,原来,刘翔那真是有阴谋的。大家也知道,我只写了这两篇文章‘歌颂’,结果就被他们陷害了。” 可以看出,老杨的凡事,与投稿沾边就很背,还是“专业写博”靠谱。 那天整个采访过程,老杨的手机响起过三次。手机铃声是《义勇军进行曲》,我们的国歌。记者想问,又没问,反正答案大家心里都有数。老杨说他的第一个博客写自去年4月18号,那天正好他生日。现在他庆生的时候,不知道是庆哪一个。 采访之后的第二天,记者带着摄影师去给老杨补拍一张相片,完了老杨还拿出自己刚买的相机,要求摄影师帮他拍一张像样点的半身照,说是用在博客上,更好看一些。或者,更“专业”一些? 静下来想想,杨老师也有了点年纪,哪都去了,什么世面都见过,现在居然就迷博客,好像小孩子在后院里发现秘密洞穴一般满足,让人不禁哑然失笑。 November 13 那个裸奔的夜晚(1)今天在吃中饭时,看到了《南都娱乐周刊》上一篇讲陆川的文章,我脑中瞬间闪过几个他拍的电影的片段《寻枪》、《可可西里》,以及当时何登说的一句话“贵人捧他”。这个贵人当然说的是姜文,然后我很自然地想到自己的电影梦,包括怎么没有人捧我?还有我的几部电影,以及那个裸奔的夜晚,一想到那一天,我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昨天晚上和张伟伟聊天,我们经常为今天看哪一部DVD而犯憷。犯憷的原因是我总是要看那种故事很棒的,而张伟伟要看那种气氛和感觉很正的,所以每天不是我妥协就是他妥协,或者干脆不看。昨天晚上就没看电影,然后我花了点时间想想为什么我看的是很棒的故事,而拍的时候,却喜欢追求很正的感觉?包括《我的耻辱》。那场裸奔戏确实感觉很正。 可能是当时毕业,人比较浮躁,也可能是拍摄过程操之过急,我今天在翻看博客的时候,居然没看见任何关于裸奔戏的拍摄现场的记录。这太遗憾了,现在我即使绞尽脑汁,也难以确定那场戏是在几月几号拍的,好像开拍前还有一场欧洲杯的比赛,哪两个队我也忘记了。现在我做一些追忆,只希望能回忆起尽可能多的细节。 最早还在构思毕业大戏的时候,整个框框都还没有成型,我就已经给它加了个裸奔的结尾。那一天,是在同楼层的艺术设计系的男生寝室里——他们四年来都和我们新闻系住同一层,所以我们关系很好——我偶然听见“裸奔”二字。不愧是艺术设计专业,他们寝室的几个男的总给人一种很先锋的感觉(杜同学除外)。以前我就发现,他们在寝室里喜欢裸体,尤其是马同学。当时在紫金港校区的时候,由于是用公厕,马同学经常图省事,裸体穿梭于寝室与厕所之间。起初我还觉得怪,后来也就慢慢惯了。那一天,也是马同学和孔同学谈到一件最近的趣事,他们两人有天晚上打赌,都一丝不挂地往楼下走,看谁能够坚持得更久。谁赢了我不知道,好像后来还撞见了打扫楼道的女清洁工。我们听得哈哈大笑,然后孔同学一本正经地谈到了他的一个梦想,就是在毕业前,在生科院里面裸奔一次。“裸奔”这个词在当时我的印象里,应该和大多数人一样,都觉得好遥远,是一件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但好像绝对不会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但当那天我突然听到“裸奔”二字的时候,我仿佛突然受到了电击,然后就醒了。是啊,裸奔,褪去一切负担,打破一切禁忌,毁灭所有的不可能。这个念头太棒了,我当时就应承说我也要奔,然后张伟伟也说要奔,人多势众,孔同学感到受到了莫大的鼓舞,马同学也面有喜色。当然我也有一点私心,我希望能把它拍下来,这也成了我构思毕业大戏的基础。 这之后,我每天必做的两件事,一是抽空的时候就想想毕业大戏怎么拍,二是见人就说伟大的裸奔计划,争取多拉拢几个人入伙。左向飞是一个很纯粹的青年,没有任何的思想顾忌,所以和他是一说就通;另外,我的室友郭鹏也是一个受前卫文化影响颇深的人,对于性和裸体方面,没有什么接受上的困难。那么再加上张伟伟,暂时我们就有六个人了。 最后的戏也是按6个角色设计的,6个崩溃的毕业生,6个裸奔的人。由于临近毕业这段时间,我还在学开车,所以平时可利用的时间真的很少,因为一拖再拖,差点毕业大戏就难产了。幸好在6月14号这天有一个毕业晚会,这督促我无论如何都要在那一天上一个片子,即使只是一个预告片也好。于是我提炼了主要剧情,想先拍摄几个重要的戏份,用画面加旁白的方式组成一个预告片。 不算一些平时的零碎真实镜头,实际上真正的拍摄只用了三天的时间,我也是在14号当天才把预告片剪辑完成的(也就是说裸奔这件事应该就发生在6月10号到 14之间)。本来的打算是:我自己演沈玎,是个自大的人,我自己跑;杜啸天演杜啸天,是个与室友关系破裂的人,由郭鹏作为替身代他跑;晏捷演晏捷,是个暗恋四年无结果的人,由马同学作为替身代跑;左向飞演左向飞,是个被招聘公司放鸽子的人,他自己跑;贾乃军演贾乃军,是个喜欢操女人而不负责任的人,由张伟伟作为替身代跑;徐川演徐川,是个花心的人,由孔同学作为替身代跑。 后来有了一些调整,首先是徐川拒演,他说花心的这个角色“有损他的形象”。于是我想,既然是孔同学代跑,而且艺术设计的孔同学长相也颇为英俊,何不让他本人演这个花心角色?于是我跟孔同学说了一下想法,孔同学起初是答应了,而后来又因为时间安排上的关系,而且我发现,对于这种个性强烈的人实在难以驾驭,于是我又一次更换演员。这次换成了郑渭华,而角色设定也由之前的花心,而成了现在的“无所谓的消极”。这一改动居然大获成功,一方面它避免了“花心”与贾乃军的“不负责任”有所重复的嫌疑;另一方面,“无所谓的消极”确实是一个比“花心”更有深度和广度的现象,这一点在其后优酷网众观者的评论中可见一斑。 之后的另一个调整是,原定参与裸奔的郭鹏,因为应聘一家上海公司要实习的缘故,而在裸奔当天缺席。于是我只有要求杜啸天亲自上阵,我说“你可以穿着短裤混在人群中充充数”,杜啸天同意了。 (转下一篇) 那个裸奔的夜晚(2)(接上一篇) 生科院里虽然安防不好,但是也总有保安出没,说实话,要在生科院里自在地跑一圈,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于是我把时间设定在当天晚上的2点之后,也就是正好一场欧洲杯球赛结束的时候。之前我也跟很多人都通了气,叫他们千万别在2点之前睡着了。 2点我把大家集中在大堂里,在拍摄裸奔之前,我还要取几个6人气势汹汹地边走边脱衣的镜头。这时因为需要真人出演,几位替身同学暂时被撂在了一边。因为我自己也要演,所以我另外找了郑璐华来做摄像师,同时华剑也跟了来,他要拍一些照片。本来有个人拍剧照是件好事,但他的相机不停地打闪光让我有点厌烦,因为闪光灯要是被摄进了电影里,会减弱真实性。 简单的几个镜头,但却NG了很多遍,一个是因为要脱衣,众人讨论很激烈,而且不时还有没有睡的其他人出现,他们向我们投来了诧异的眼光;另一个是光线太暗,郑璐华拍了好多次都欠理想。等到拍完这些过渡镜头,需要拍真裸奔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孔同学不见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起初我还没有意识到。我让大家在大堂等我,然后我一个人上去寝室找他。在寝室里,孔同学跟我说“感觉不对”,“我本来以为是真的要裸奔,而不是这种这么随便的、玩玩的把戏,这种裸奔我不要参加”。看他的态度决绝,当时我就觉得非常的棘手。我费心地给他解释之前这种假裸是为了影片的剧情,接下来我们就要真的跑了。他又说跑就跑,干吗还要拍下来,关键就是一种发泄,一种仪式化的东西。也许我们根本就没在同一思路上,他跑是为了发泄,而我跑,一大半是为了电影。我们大概这么僵持了足足有5、6分钟,最后孔同学终于还是被我说动了,谢天谢地。我重新领着他下去的时候,大堂里的人几乎都等得不耐烦了。 艺术设计的孔同学和马同学一就位就已经脱了个精光,而我要求我的演员们先穿着一件上衣,我要一个快速脱衣,露出屁股的充满力量的镜头。在我一声“开始”的令下,四个边走边脱衣的背影,还有两个早已裸体的屁股都被DV完美地记录了下来。在大堂的这个镜头,也成了之后《我的耻辱》的海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原来只答应充数的杜啸天,在众人的感染下,也豁出去决定赤裸。 在生科院的内环路上裸奔的戏,就拍得更仓促了,我只简单地调教了一下DV的摄像模式,确定它能在昏暗的路灯下拍到我们奔跑的镜头,然后具体怎么拍我也不过问了,就让郑璐华直接跟着我们跑就行,只拍背影。当时我们都一丝不挂,我实在是无法在这种情形下,再去仔细研究DV的艺术呈现效果。 在开拍前,我还反复强调,大家要跑得有美感,要整齐。可是说一声开始之后,大家就呼喝一声冲了出去。郑璐华也没想到我们会跑得这么猛,他根本还没跟上我们的节奏。于是我中途叫他们折回,重新起跑一次。只有孔同学没有折回,他一个人嗒嗒嗒地先跑完了一圈,大概四百米。我发现,孔同学没穿鞋子,而我们还穿着拖鞋。再一次起跑之后,我们跑得稍微有节奏了一些,没有了那种大热天要跳进河里去的劲头。但是这一次,我们在奔跑的时候,突然见到前面迎面走来了一对情侣,也许是刚刚唱K回来。当时我们就自问道,“要不要先避一避?”这时,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兄弟们,就是要打破这种顾虑!”于是我们莫名其妙地受到了鼓舞,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因为没戴眼镜,我看不清那两个可怜或幸运的路人。我只听同伴们介绍:是一男一女,女的双手捂面,好像颇难为情,但又忍不住头随着我们的身躯转动,似在偷看。我们哈哈大笑,这时我终于从内心发现,裸奔是一件很奔放、很有感染力的事情,它带给我的愉悦体验,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件事情。我刹那间就理解了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那么多热爱裸奔的人。 在这一圈之后,我又要求演员们再跑一次。这一次,我们的头脑更冷静了,没有了那种因为不安和拘谨而显得凌乱的奔跑节奏,而是自然地踏着整齐的步伐,理直气壮地跑成了一排。这也使得郑璐华留下了许多更为工整的镜头,然后,在最后半圈,我要求郑璐华到我们的前面去拍我们的正面。我们在冲过终点的时候,各人尽情地按照自己的性格,表演了一次作为冠军的态度,或跳跃,或欢呼。 就这样,电影也完成了,然后我们每个参与了裸奔的人,也都感到获得了一些类似于洗礼的东西。我们拍照留念,在回去的路上,华剑还意犹未尽地抱怨:早知道跟你们一起跑了,你们下次还跑不跑啊?看,如果你知道华剑在性上是一个多保守的人,你就知道裸奔真的是有感染力的。随后,裸奔的事被知情人传到了学校的论坛上,《我的耻辱》也公映了,关于这群裸奔的疯子,在浙大像炸开了锅一样被人评论着。
今天已经11月13号,也就是说过去五个月了。我在南报工作的时候,还时常想到以前拍戏的事,想到以前一起拍戏的人。有时想多了,恨不能辞职了去搞自己的工作室,反正我也不怎么在乎活得怎么样。每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就用要对家庭负责来约束自己。然后我又想,也许等我家人离世的时候,我会真正愿意抛弃一切去疯一把。可是这么想的时候,又让人觉得我好像把家人看作是自己的羁绊。这又不对了,其实我不是被家人牵制着要干现在的活,而是我想干些成绩出来让家人觉得高兴,而比起搞工作室,在南报工作显然是更合理的。毕竟,比起拍电影,怎么样让家里人高兴是我更感兴趣的。 我已经有十多天没写博客了,之前一直在忙《汽车特刊》的事。朱卫以前跟我说他在北京不写博客,他觉得很可怕,“这表示我活得没有激情”。我承认在做特刊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激情,好在现在,我做完特刊之后,又想到了这么多东西,又写了这么多东西。我的激情还在。以前和我一起拍电影的兄弟们:黄瓜辞了温州的工作,去金华闯荡;陈庆的装饰店依然生意冷清;沈俊还在电信打临时工;毛竹在部队里训练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劳教所警卫;张伟伟在电视台拍新闻;贾乃军去了一家什么国企;而一直没找到稳定工作,一忽儿在数字公司剪片子,一忽儿说要开工作室的左向飞,现在又传说要回湖北开养鸡场。这真是一个千变万化的悲惨世界。 October 28 转载:法电视台称达赖为独裁者“没有想到记者会问到雄天教,我的表现如何?”达赖下意识地询问身边的法国顾问,表情和语调流露出内心的不踏实。达赖没有想到,当他说这段话的时候,尾随的法国电视二台记者,突然把麦克风送到他嘴边。达赖私底下的话由此难得一见地曝光了。雄天教曾被达赖称为“佛教的塔利班”,是达赖集团一直排挤和打压的对象。 10月9日,法国电视二台“特派记者”栏目播出了专题片《达赖的轨迹》,罕见播放了法国以及西方民众对达赖所不了解的另一面。一向被西方视为“智者”、“得道高僧”、甚至“圣人”的达赖,其“完美”形象被电视画面冲击得支离破碎。 法媒还原达赖真面目 这部专题片从今年8月达赖窜访法国说起。透过镜头,观众可以发现达赖利用媒体的高超技巧。虽然年迈的达赖走路蹒跚,但脸上仍旧挂着一成不变的笑容,并不时向周围的信徒问好。在30多名法国参议员面前,他重弹“中国镇压藏人”的老调,但当走出门外面对镜头时,他转而声称自己只是来“拜访老朋友”。 为追寻达赖的真相,法国电视二台的记者还深入“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发现这里表面平静的生活下暗潮汹涌。达赖面对记者,款款而谈“容忍”、“和平”,但在2008年1月的一段录像中,达赖完全没有了在西方民众面前的谦逊形象,脸上的招牌式微笑也消失了,转而是号召信徒暴力对待“雄天派”信徒。然而,在记者的镜头面前,达赖又诡称自己从未下令驱逐雄天派信徒。反差之大令人惊讶,就连法国电视二台也忍不住评论说:达赖暴露出了“独裁者”的面目。 如今的达赖,在西方社会是以“宗教领袖”的面貌示人,接受西方人士的大方捐款。但在几十年前,达赖的金主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面对记者的尖锐提问,达赖只是以“自己很晚才知道兄长接受中情局资助”的话来搪塞,电视画面随即切换到曾联络其兄长的中情局官员,这位已退休的官员言之凿凿地表示,达赖肯定开始就清楚接受中情局训练和援助的事情。 在片子的结尾,达赖表示看淡生死。但法国电视二台记者意味深长地说:“达赖在73岁的时候已经秘密着手选择接班人,以让达赖王朝持续下去。” 达赖的谎言就这样一个一个被戳穿。据了解,不久前,法国电视24台也做过类似报道,该电视台在达兰萨拉采访时发现,遭达赖打压的雄天教信徒不能上学、不能看病,甚至不准去商店买东西。更让法国记者出乎意料的是,当他们采访雄天教徒时,支持达赖的喇嘛竟然砸坏了他们的摄像机。 法国网民发帖狠批达赖 法国电视二台是法国的主流媒体,其“特派记者”栏目一直有着相当高的收视率。《达赖的轨迹》播出后,随即在法国民众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在“特派记者”栏目的网络论坛上,一位名叫“clearlight4”的网民说,达赖镇压雄天派信徒,纯粹出于政治目的,为了维护他的威信,达赖必须消灭不服从其权威的雄天派。网民“millesym”留言说,达赖接受美国金钱援助,表明他不像媒体所宣传的那样完美。网民“OlivierHug”则向电视台勇于揭露达赖的阴暗面表示敬佩。 在法国,达赖一直保持着“完美”形象,对于法国网民如此激烈的反应,《文汇报》驻法资深记者郑若麟表示这并不意外。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其实,有很多法国人能认识到达赖并非那么单纯,他们反感法国媒体总对中国政府恶言相向,而对达赖则极力美化。尽管如此,他们的观点却得不到主流媒体的认可,互联网因此成了他们表达观点的主要途径。 法国一位叫梅朗松的社会党参议员,对达赖极为不屑,经常揭露达赖的虚伪面,但他的观点几乎不会见诸报端。不过,他的博客却成了他的舆论阵地,并吸引了相当多支持他的法国网民。 “达赖一方面夸夸其谈‘和平主义’,另一方面却不断攻击中国政府,媒体应该反思达赖的双重言论。”法国巴黎第八大学中国问题研究者皮埃尔·皮卡尔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表示。 虚构光环下的“高大全”形象 尽管在法国有人意识到达赖的伪善和谎言,但依然还是有很多对达赖的痴迷者。在看到电视节目后,法国民众的反应也是各不相同:有人震惊,有人恍然大悟,有人固执。之所以法国民众的表情会如此复杂,全是因为达赖身上笼罩的虚幻光环,以及达赖极具迷惑性的公关技巧。 披着一成不变的衣服,露出招牌式的微笑,嘴边总是挂着“和平”、“民主”的话语。在西方民众面前,达赖展示的是他平和的“宗教领袖”形象。香港有媒体报道说,在西方民众眼中,达赖不仅是“非暴力倡导主义者”,还是排解现代忧郁征的“心灵导师”。而达赖的政治面孔则是深藏不露,更不会在公众场合轻易示人。 今年8月,《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曾参加过达赖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以及多场布道会,亲身领教了他在西方民众面前表现的迷惑性,以及高超的“公关能力”。 8 月12日下午,达赖来到巴黎大区埃松省省会埃夫里的越南佛教寺院庆英寺访问,进入寺庙后,始终面带微笑,不断躬身向周围的人问好,还不时驻足与人交谈,态度十分和善、谦卑。当走到两名法国儿童面前的时候,还为其摸顶祝福。 达赖的演讲则是以“和平”为主题,大谈佛教教义,并呼吁人们“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暴制暴,并且要心存仁爱”。整个演讲过程中,他只字不提西藏问题。达赖的“低调”为他赢得了同情,不少法国信徒情绪激动,对达赖更是顶礼膜拜。 然而,要让这些虔诚的法国信徒失望的是,就在他演讲的第二天,他在巴黎举行了大型的新闻发布会,在众多媒体面前,达赖摆出一副“为西藏人民自由而奔走”的弱者姿态,在宗教信仰、言论自由、藏民的生存状况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对中国政府进行诬蔑和攻击。 不得不说,达赖采取的策略很聪明。他一面在个别事情上称赞中国的“进步”,另一方面他又大肆攻击中国政府,称政府对藏区进行“高压统治”。整个过程,达赖处处以悲情示人,力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压迫、为自由而战的和平主义者。 正是利用西方民众对弱者的同情心,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心理,再裹上一层“和平主义”的光鲜外衣,达赖终于把自己包装成了“高、大、全”的形象。 或为欧洲舆论转向风向标 一直以来,达赖都在“宗教领袖”和“政治和尚”两副面孔间游刃有余,以宗教为幌子骗取西方民众的同情和信任,实行他分裂国家的政治野心。法国电视台的此次报道,无疑是捅破了达赖的这层“窗户纸”。 皮埃尔·皮卡尔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表示,在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法国电视二台看到包含批评达赖内容的节目,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罕见”,而且可以说是某种“改变的开始”。皮卡尔认为,这表明媒体不再像以往那样仅关注达赖的宗教身份,也开始审视他作为政客的形象。 在郑若麟看来,法国电视二台一反常态,把达赖从“神”还原成人,可能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经历过奥运圣火在巴黎遭抢夺后,法国官方和民间意识到在西藏问题上走得太远了。” 留法学者、《欧洲日报》时事撰稿人宋鲁郑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证明法国对中国的态度在悄然改变。而这样的改变,从根本上讲还是出于法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留法学生李洹认为,法国需要搞好同中国的关系,这是中国强大的国家实力在发挥作用。 那这则报道是否会是法国、乃至欧洲对大达赖舆论转向的风向标呢?郑若麟表示了谨慎的乐观。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是法国媒体首次比较客观地报道达赖,尽管一次节目不足以扭转法国媒体的报道倾向,但还是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法国媒体报道达赖涉及“政治正确”的问题,当谁都不去捅破,就成了一根红线;当有人迈出了一步,那就可能引起跟风效应。相信其他媒体以后还会有类似的报道,至少,“达赖以后再来法国,崇拜者应该会少一些。” (本文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张之简、李学梅、梁辉发自巴黎、北京) 纪念《南都周刊》上面发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这件事情发生在2008年的10月24号,此前,我早已心灰意冷。作为《南都周刊》四个新员工中,最后一个发文章的人,我的自信心强烈地受到了打击。所以这次是以一雪前耻的心态来完成的,并且还雄心要同时完成两篇大文章。结果,没有一篇写得像样的,另外一篇还因为稿子行业撞车而被暂时枪毙,可谓是欲速不达。 我觉得我还是老老实实写写故事稿件吧,凡事一涉及到政策啊什么的,我就手足无措。这次的稿件说要我采访国家发改委或财税部的官员,我算哪根葱啊,真是不做不知道。结果只采访了几个专家,写出的东西轻飘飘。 我的原稿如下,后因版面需要还删除了不少字。 新能源汽车鼓励政策“难产”,怨谁?多数人的记忆深处,电动车不过是一二十年前,儿童乐园里并不怎么受欢迎的一个游乐项目。当时我也曾幻想,若是这个一踩脚就能开的玩意上得了大街,一定比只在场地里绕圈圈要有趣得多。 现如今,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残疾人车的发展成为了中国的一个奇迹。这个备受争议的产业,在很多地方政府的种种抵制下,依然“攻城拔寨”,成为中国节能减排的支柱。 而在国际汽车市场,石油价格的波动影响深远,环保话题也日渐升温。内燃机汽车的污染排放,给全球环境带来的影响不可估量。在这个大趋势下,各国交通工具的开发思路和产业格局正悄然改变。 如一头刚刚醒觉的肌肠辘辘的狮子,市场正暗示出自己对于电动车强劲的消化能力。而呼之欲出的产业鼓励政策却在这个节点上“难产”,当即引来了各路专家横向纵向五花八门的推测。 麦肯锡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传统汽车行业,中国落后世界领先水平几十年,但在新能源动力汽车上,大家处于同一起跑线。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甚至还享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发达国家的传统汽车产业过于庞大,有些尾大不掉。其石油基础设施完善,国民的消费习惯积重难返,实施转型的社会成本也就更加高昂,汽车专家向寒松表示:“现在整个世界的经济环境都十分恶劣,但是中国的市场很大,需求大,而且还有成本优势。” 比亚迪公司总裁王传福也曾豪言,中国的电池技术并不落后,电动汽车的未来应该是中国的天下。 王传福给的未来到底多久才来? 事实上,中国电动车产业的美好蓝图八字还未有一撇。 首先是技术上,相对于实力平平却踌躇满志,希望能在新能源汽车上有所作为的车企新势力,向寒松不无嘲讽地表示:“中国的汽车工业,大企业集团都忙着搞合资去了,没有人搞电动汽车。”中国的大汽车集团,肩负着发展自主品牌的政治任务,为了应对国家的考核,最便捷的路径就是模仿甚至直接购买技术。而一些跨国集团的合资企业,虽然对新能源的关注度也很高,但是技术引进很少,除非是有国家强力的政策支持。 其次,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的社会环境,尚无法与欧美国家比肩。中国的消费者目前仍是计较成本多于重视环保,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远不如欧美。更何况一些基础设施条件都还不具备,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就曾表示:“配套设施建设如果不能同步,市场的发展很难说已经培育成形。技术的突破不代表商业化实施的可能性。”而新能源汽车成本的控制,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都需要国家强力的政策支持。 说来说去,总是离不开“政策”二字。 业内目前一直流行一种“观望怪圈”的说法,即“企业等标准和鼓励政策,政府等企业过硬产品”。因为有个怪圈存在,要追究“政策难产”的根源,就显得格外错综复杂。从纵向上,有人指出是当前出台不了,也有人辩驳说能够出台,但是时机不对劲;从横向上,有人怪政府,也有人怪企业;甚至还有把责任推给媒体的,可谓是五花八门。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赵航曾透露,正在操作中的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研究,其政策研究部分已经形成报告并上报发改委,有关部门将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关于新能源汽车的财税鼓励政策。然而据有关人士透露,该报告一是老生常谈,内容笼统;二是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定义宽泛,而财政部肯定不愿意对所有新能源车都进行鼓励。所以,当前政策出台不了,主要原因是在于制定政策所基于的研究报告还无法成形。 实际上,中国政府过去一直是对几种新能源汽车实行无歧视的支持政策。科技部提出的国家“863”计划,即是意味着中国希望同时推进燃料电池汽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和纯电动汽车。但是这种战略却被质疑为是摊大饼。 在汽车专家贾新光看来,无歧视支持也就是没有支持。他说:“中央政府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只说什么鼓励新能源,鼓励节能减排,这些都不具备可操作性。” 事实上,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基本上都有一个战略重点,比如美国将研究重心放在氢动力燃料电池车上,而日本则推崇混合动力车。贾新光表示:“我们需要的是研发上的资金鼓励,需要在购买时有税收减免,需要在使用时也有优惠。没有真心的鼓励,其实是一种害怕的表现。” 相对于贾新光对于政府“摊大饼”的不满,中信证券汽车研究员李春波却认为研发责任主要在企业:“目前技术方向没有确定,国家应该选择三条甚至四条路线同时推进,没有集中力量鼓励某一方面的发展是应该的。何况,国家也拿不出太多的钱来,主要还是应该靠企业自己的研究。” 汽车专家向寒松也认为责任在企业:“中国之所以现在迟迟不出台鼓励政策,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企业没有推动,企业不推动的话,国家就不积极。只靠一个比亚迪公司在研究,形成不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除此以外,不少业内专家纷纷对电喷技术的案例表示担忧。目前中国主力产品是在欧Ⅱ柴油共轨系统上,尚未掌握欧Ⅲ柴油共轨系统的相关技术。而中国对于欧Ⅲ排放标准的过早确立,实际上是起到了拔苗助长的效果。跨国公司纷纷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导致目前中国高压共轨市场被国际巨头垄断。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助理秘书长杜芳慈也曾表示,过早出台新能源汽车的财税鼓励政策,只可能对某些较为成熟的外资品牌新能源汽车有利。一旦实施鼓励政策,最大获益者将是丰田、本田、通用等跨国企业,如果推广必然形成新的技术垄断。 对此说法,汽车专家贾新光显得有些气愤:“有人说时机还不够成熟,会出现垄断行为,我觉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目前国内有很多企业都在努力,有一部分现在技术上已经有突破,需要市场化的时候,政府却无动于衷。 “电喷的问题不能说是因为欧Ⅲ标准的使用导致了垄断。实际上是我们当初在引进技术的时候,根本没有注意环保。比如人家有电喷技术,但是我们根本没看上眼,我们当时看重的是成本,是省钱,结果要了化油器。现在却说因为欧Ⅲ标准的过早提出导致电喷技术被垄断,说这话的人怎么都不脸红? 李春波也对欧Ⅲ标准的推出表示肯定,“在这个标准下,市场自然会逐渐把排放多的汽车给淘汰掉。另外,提高油价,做高开车出行成本,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人们对汽车的使用,这才是国家环保的正途。”而对于政策观望问题,李春波干脆将责任直接推向了媒体,“目前欧洲市场上有几款新能源车?又有哪一种新能源车达到了大规模推广的水平?新能源汽车是一个长期战略方向的问题,而不是现在媒体所热炒的什么鼓励政策出不出台的问题。所谓的观望怪圈,都是新闻媒体自己搞出来的。和当前媒体炒作要不要救房市一样。” 与“九五”、“十五”期间相比,“十一五”期间,新能源汽车的政策已经从过去支持科研开发转向支持其产业化。也是这一期间,新能源汽车的进展相对缓慢。 “过去我们不重视环保,现在我们的关注点其实还不在环保上。”贾新光口气中尽显无奈:“第一个是各个官员并不是真心环保,而只关心行业的管理问题,关心自己的权力使用问题。第二个是大集团不关心环保,它们自己发展得很舒服,不用去搞新能源。只有比亚迪这种企业在搞。政策不放开的话,他们的技术不会成熟。好比是小孩子成长了,大学毕业了要找工作,每个单位都说要找有工作经验的,但是你不让他工作,他哪来的工作经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October 13 落地生根 7月10号来到广州,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
第一个月在招待所住,之后因为考虑到要下记者站,就去了张伟伟家暂住。后来调到了《南都周刊》,确定留在广州,又决定国庆长假之后再找房子。这一次,再也没有往后拖的借口了。我去跑了几个地产中介,也随他们看了不少房子,不是太烂了,就是又贵又烂。我理想中的状态是找一个新的公寓,一房一厅最好,空房子也无所谓,价格控制在每月1200元以内。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却是峰回路转的井喷。
租给我房子的业主,是一对很有感觉的夫妇,女是老师,男是马上拥有三个博士头衔的市规划局员工。对他们来说,钱不是大问题。他们的房子很好,虽然要价大大超过我预期,但是难以抗拒。因此,我得以用1700元(其实已经便宜了我800元钱,而且避开了中介),租下了一个70平的二室一厅。我想,可能我已经打破南方报社新员工租房的面积和价格两项纪录了。一个人住这样的房子,简直是奢侈,我之前努力说服张伟伟来与我合租,但是他又不忍心抛下现在的房客单飞。于是,在一个我个人意淫的张伟伟入股300元每月,从而拥有两套房产的想象中,我拍胸交了钱。也就是说,如果张伟伟为了那一天的早上说的那句“300元好像没什么问题”反悔,我就直接面临像雷曼兄弟一样的命运。
欢迎各位来广州游玩,同时来我家住宿。欢迎本地人前来开PARTY和吃晚饭。 October 09 转载:美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与2009年亚洲经济崩溃更确定的定义,格林斯潘先生是一个标准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今天美国一栋房屋的平均价格在22万美元。现在美国计划一个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将不收税实施的话,那么美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将实现人类存在以来,所有地区,所以人种,所有文明史中最大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工程,即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工作一年后,就可以拥有一栋非常宽敞与非常体面的中高档地区的房产。 昨天,2008年10月3日,美国众议院艰难地通过了,一波3折的7000亿美元美国金融业救助法案。同时也附加了1500亿美元美国中小企业与中低收入家庭的税收补贴法案。以上这些的努力,都是为了挽救格林斯潘先生一手制造的美国楼市泡沫而引发的信贷证券化的大型衍生品泡沫。过去几年,美国地区信贷证券化的衍生品为美国建造了许多许多的房屋。许多地区的房屋总数远高于,甚至一倍以上高于当地家庭总数。许多无房的美国低收入黑人与有色人种,被美国银行体系用零首付与大礼包的方式成为许多地区房屋的房主。非常简单的事实是,谁都知道这些低收入的美国黑人与有色人种是最终无法偿还这笔贷款的。在这一场美国放纵的楼市衍生品泡沫中,最终的答案是什么? 今天我们见到了许多动人的报道,美国华尔街经历了大崩溃,美国华尔街经历了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冲击等等。但我们怎么不去看看现在美国经济的背后是什么,高速增长的劳动生产率。这只能说明美国企业与家庭在技术进步与自身培训方面的支出在扩大。今天包括未来,随着美国企业与家庭在土地与房屋方面,支出成本的大幅下降,美国劳动生产率继续大幅提高的时代将长期持续。放眼世界,现在没有一个经济体,如此成功地解决了企业与家庭的土地与房屋成本。没有一个经济体如此成功地解决了压制劳动生产率高成长的土地与房屋资源的重要问题。 现在,在美国的金融风暴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美国人赔大钱了,中国官方外汇储备赔大钱了,日本人赔大钱了,欧洲人也赔大钱了。在全球金融世界中,本来就是一场“零和”的游戏。前一阵,一位中国学者提出一个问题,这场游戏中我们见到的输家,那嬴家是谁。嬴家真正是或只能是一位美国国家社会主义者——格林斯潘先生。他用全世界的钱为美国今天的人、明天的人与美国今天的企业、明天的企业,建造了许多许多的房产。以一种人类存在以来,所只能是梦想中的事情变成了一种事实,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一年的收入就可以购买一栋非常宽敞、非常体面的中高档地区的房产。这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今天与未来,可以花钱深造,花钱消费或捐钱回馈社会。一位美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今天中国在美国次级债上的投资额在5500~7000亿美元,日本是2600亿美元,中东地区是270亿美元。日本的GDP是我们中国的2倍,我们中国在美国次级债的投资是日本的2倍。这就是,日本花了国力1/20的力量去支援美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工程,而中国是花费了1/4的国力去支援美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工程。美国与日本是军事同盟国,美国与中国是贸易伙伴。所以美国的次级债为什么如此疯狂膨胀,为什么会如此迅速破灭,答案应该是清清楚楚。所以请问,如果日本人大量购买中国的房屋债券时,我们会不会让大量中国偏远山区的农民零首付与大礼包的方式,让他们住进中国各大城市,然后以这群农民的身份打包成中国房屋债券推销给日本投资人。当日本人持有中国几万亿人民币房屋债券时,我们就强力引爆中国房地产市场,让日本人血本无归呢。当然在引爆中国房地产市场时,我们中国人必须应是万分悲痛地倒闭几家中国金融机构。这样,这场“零和”游戏就完美了。这只是一个中国式“阿Q”的梦想。在今天现实的世界中,请问每一个中国人在这场华尔街风暴中,谁是真正的倒霉者与无知者? 2001年以来,本人在中国推销脱离全球美元本位制的“次级金本位”,即以石油、黄金、煤炭、农田、森林、土地、水源、铜、铁与稀缺矿产构建的人民币货币体系时,常写的一句话是——美元是敌人,最大的敌人是无知。现在美国推出7000亿美元银行业救助法案,他会为中国带来什么?他会为世界带来什么?今天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是一群一点都不懂的世界金融常识的无知者。美国的7000亿美元救助法案会为中国带来迅猛的通货膨胀失控。请注意,美国先期投入 2500亿~3500亿美元救助,在美国市场将产生2万亿~3万亿美元货币量。这其中如果有10%左右货币量投机中国人民币货币,那就将达到2千亿~3千亿美元,这样中国市场就将迅速面对增加高达6千亿~9千亿美元投机货币攻击。这就是去年中国股市四、五千点时,本人反复所谈美国资本战略目标第一步是 2008年中国股市暴跌到2000点。这样,现在美国货币的第二波攻入中国地区时,中国股市吸纳大量货币功能是已失效了,大量投机货币就只能进入中国债券市场与中国高端地产市场。同时在外围,美联储的强力宽松货币政策与美国财政部大规模强力减税政策,会制造出美元货币强力暴跌,石油与黄金强力暴涨。这种里外合围的战术会迅速使中国通货膨胀全面失控。这场攻击已经开始了,事实是早已开始了。今天怎么去解答美国7000亿美元救助法案,在中国大地上竟然是上演一场只把杭州当汴州的旧时演绎。这只能是中国金融知识无知的闹剧。 中国大豆产业与压榨产业的事,想必国人都应该知道。美国人先大量补贴美国大豆产业,压低全球大豆价格。当中国农民承受不了大豆价格长期低迷,大量退出大豆种植,转种其它品种,中国大豆压榨业需要大量向美国进口大豆时,美国资本疯狂拉高全球大豆价格,中国压榨业只能在高位大量购入美国大豆,随后,美国大豆暴跌,中国压榨业全盘大量破产。外国资本大量低价购入中国压榨业。今天,中国70%以上大豆需要向美国进口,中国压榨业80%被外国资本控制。美国人高明吗?美国大豆战的谋术只不过是美国两百多年前,美国钢铁业、铁路业、华尔街金融发家史的谋略术。这些谋略术与我们的老祖先孙子先生的战略术都不值得一比,只是搞不明白为什么在消灭孙子先生的后代上是百战百胜。 美国人用这么古老的谋略术消灭了中国的大豆业与压榨业。现在美国人过去20年是不是大量进口中国产品,中国是不是为这种出口消耗了大量中国资源与建设了大量为美国服务的低端制造业体系。而这20年耗尽中国资源所换得的宝贵的2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今天是不是全部在美国资产上巨亏。这一切一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今天美国人的谋略是什么,今天美国人对手的谋略是什么,或不如直接叫之——消灭一群金融无知者的游戏。有人认为本人太悲观,不是本人太悲观,而是中国正在为一种金融无知所控制,而今天主流经济学家们热衷的只能是掩盖这种愚蠢的无知,这才是中国今天真正的悲哀。 October 07 小记国庆 国庆完了,回家真有趣,和老朋友一起,很多无聊的事,笑起来都会把嘴巴笑痛。有一天我们住在金华,一个房间睡着五个兰溪男人,另一个房间睡着其中两个兰溪男人的女朋友。然后我们开始石头剪刀布,决定谁睡床谁睡地,谁拥有枕头。最后我和沈俊睡床并拥有枕头,然后我们需要再决出一个冠军,也就是理论上,冠军的奖励是今天晚上可以拥有隔壁那两个女人。最后我一举夺冠,黄瓜说一个男人两个女人这种事,在温州叫"双飞"。 贴几个图: September 25 生平第一次被人叫“沈老师”昨天中午,我正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因为我第二天要出差),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女的打的,那个女的口齿特别不伶俐,她张口就说:“是恩扰日吗?”为此,我跟她“喂”来“喂”去半天,我想多半是打错电话了,正准备挂,突然听出了原来她操的是京片子。这一点明白之后,她的话就清楚了,她问我:“是沈老师吗?” 我大方地说道:“是”。心里有种说不清的类似阿Q的精神在涌动。她打电话来,原来是提醒我,明天早上8:30的飞机别迟到。然后她告诉我那边最近的温度,提醒我穿夏装就可以了。这么看来,XX公司的公关还做得挺周到的。 今天下飞机,然后我不得不感叹XX公司有钱,也有可能是我太嫩了,没见过什么世面。机场出口,专车把我接到香格里拉酒店,迎宾小姐让我签到后,给了我一个信封,两个礼包。然后专人领我去了我的房间。一进门我就惊呆了,从没见过如此豪华的酒店,整个装饰,令我不知所措。然后我再看手上的东西,信封里是五百块辛苦钱,礼包里有一个IPODmp3,一个豪华模型,一个精美吉祥物洋娃娃,一个高档优盘。我瞬间爱上了我的工作。 还有个插曲,刚下了专车,有个服务员就打开车门帮我提行李,我也没多想,顺手就给了他。之后我就后悔了,因为他并不是给我搭把手,而是一路跟我到房间,我在路上就想,那么多半是要小费的。给就给吧,可这种级别的酒店,我应该给多少呢?进了房间后,我立马掏钱,口袋里寒碜都是十元小钞,我给了两张,他恭敬离去,看不出是嫌多还嫌少。 September 24 转载:敲给自由市场法则的两声丧钟 美国出台了规模空前的救市计划,而遏制房价跌势则是这一方案成败的关键,可这项计划改变不了许多人根本就住不起现居住房的现实,因此也起不到遏制房价继续下跌的作用。 中国雷厉风行摘掉了一批失职官员的乌纱,希望这能起到督促各级政府部门加强监管的作用,但问题是政府监管改变不了众多老百姓只能买得起便宜货的现实,因此也难杜绝 “三马”、“三牛”等生生不息者继续以低价为诱饵坑害消费者。 市场法则的捍卫者声称,自由竞争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从而使经济发展惠及更多民众。但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美国的购房“成本”确实降下来了,但却不是因为房屋造价的下降,而是金融机构竞相降低贷款门坎;中国婴儿的喝奶成本也“降下来了”,却也不是因为乳品公司发明了点石成金之术,而是自来水有了“蛋白质”含量。一句话,市场竞争确实让更多人“买得起房”、“喝得起奶”,但却不能保证这些人住得安稳、吃得安全。 正是这一悖论使鲍尔森的救市计划受到了投资者、学者、政治家和各类评论人士的质疑。美国国会正在力争使最终出台的计划惠及美国大众,而非华尔街;中国的科学发展观也将为民造福摆在了首位。(华尔街日报) September 17 思考或灭亡 连续一个月的都市报编辑工作,再加上三天的周刊工作,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可怕的问题——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思考了。
求学的时候不一样,每天都有命题,每个阶段都有考试,我们总会面对一些有聊或无聊的问题,然后通过思考,组织自己的知识并诉诸语言或文字。而在单位里,我发现,胜任一份工作其实不需要思考。就比如说我在广州新闻部做见习编辑的时候,对流程的熟悉大过于个人智力的发挥,而且一旦上手之后,就是你学到的规则在处理问题,而不是你在处理问题。我敢说,我看到的编辑的脸,大多是空洞的,世俗的。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工作,居然可以把大部分的思考时间花在如何去应付和同事的关系,如何去取悦长辈上,那么这就是个能把人做成脑瘫的工作。
我所说的思考,是那种你能够对一个事物产生疑惑,并且愿意去吸收知识,并应用知识去对其展开分析,经过论证,解除疑惑的过程。我最想念中学之前的自己,那时候,我有太多的疑惑,我渴望了解所有的东西,我反复思考某个既幼稚又从未得到解决的形而上的问题。然后我想念中学里的自己,这个时候,虽然我的疑惑,已经被人为地固定在数理化的疑难问题上,但至少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比较出类拔萃的。现在,我怀念大学,虽然混日子的日子居多,但是在拍电影的时候,我思考过。
工作实在是太可怕了,尤其是重复的,可以用规则来应付的工作。也许设计师或工程师、科学家的日子会好一点。然后我为很多坐进办公室,开始放弃思考,而把自己的大脑用来运行规则和程序的人感到遗憾。史进峰有次醉酒的时候说:什么新闻理想都是狗屁,我们都在这个社会中不由自主地平庸下去,结婚、生子,老史如果真是这么想的,那他就完蛋了。周刊的工作我还远没有上手,我相信,做一个经济报道还是需要思考很多问题的,等到什么时候,我变得滑头,可以在这份工作上混了,我就马上走人。
愿我所有的朋友都经常用用脑子。 September 14 我还是进了N家September 13 在广州半夜吃葡萄9月11日晚上11点55分,我坐在广州市中山一路杨箕村公交车站的候车凳上,吃葡萄。 这一天是我在《南方都市报》见习的最后一天,隔天是中秋假,从下周一开始,我就要调到《南都周刊》工作。所以这一天的工作我本来想用最出色的姿态去完成,从而覆盖我这一个月见习期平庸的、不积极的表现。结果还是做得有些力不从心,我想我是不喜欢日报城市版编辑这份工作。 挺对不起我的导师李陵玻对我的栽培的,我觉得她有点恨铁不成钢。我最后临走的时候,给她留了言,是些溢美之词,不过我没有故意恭维,我是说了我的心里话。其中还提到了我的爷爷奶奶,我是这么写的:“来工作之前,我的爷爷奶奶对我说,工作环境很复杂,人心叵测,对你的老师要尊敬,最好送点礼。我那里还放着从家里带来的茶叶,真是太荒唐了。”我想,这句话足以表明我是诚心的。 回去的路上,我买了点葡萄,本来想带回去和张伟伟一起吃的。但是一来,等车实在无聊,二来我想今天特别晚,张肯定是睡了。于是我一个人坐候车凳上吃了起来。一同等车的,还有三四个人,他们偶尔瞥我几眼。我知道我边吃边随便吐皮的举止很粗鲁,而且我平时相对一般广州人还是比较注意卫生的。可当时就是心里特别放肆。我猜我的这个气质和无所谓的态度,一定会被旁人认为是本地人的。这让我感到很舒服。 我此刻觉得,我实在是,再一次地,感到有些快乐。周刊的工作环境让我充满向往,牛思远、单崇山、洪鹄这样的新同事搭档,已经是我能设想的最佳partner。而且我马上要买单反相机了,这一定又会给我的生活注入很多活力。与张住一起乐趣无穷,还有很多还算厚道的朋友,还认识了于淼晶这样与我脾气相近的人。除了经济上有些拮据,这两个月的时间,我已经花了近一万元,真不知道用哪去了,买了单反之后,我就连租房子的钱都没了,管他呢。 反正家里无法监控我的经济状况。 September 10 我在南方报社的两个被人称作“愚蠢”的决定首先是在我们新员工一起培训的时候,当时《南方日报》的经济中心副主任郭亦乐来找我,她说《南方日报》正在找财经版的编辑或记者,问我有没有兴趣调过去。我考虑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把这个提议给拒绝了,最后,新员工里面,黄应来去了《南方日报》。当时我是这么想的:一、《南方日报》这种党报对我确实没有什么吸引力。一半是因为《求是青年》给我的坏印象,另一半是因为党报的零售销量不好,我不想让我自己写的文章没人看。我发现我还是想做风头浪尖的人物的;二、当时的我并不确定自己去了《南方都市报》是做摄像记者还是做文字记者。哪怕有一点机会可以成为一个摄像者,对我也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我愿意留在这里再等等。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不太赞同我的选择,因为日报稳定,又是跑经济这么好的线。可是这个时候看我,还不至于是“愚蠢”的,因为我可以很冠冕堂皇地给出我的理由:我喜欢《南方都市报》,我是一个有新闻理想的人。 然后就是现在,我们32个新员工在《南方都市报》做见习培训,忽然,《南都周刊》来了消息,说要找四个人进周刊,两个做深度,两个做经济。这一下,我彻底地陷入了犹豫之中。几天之后,我成为了《南都周刊》的经济记者。好吧,这下我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了,比如潘慧一直说:你亏大了。还有曹金良的问题:当初《南方日报》叫你去做经济你不去,现在《南都周刊》的你倒去了?这一次,我先前那个“我有新闻理想,我是冲着南都‘办中国最好的报纸’的口号来的”借口不攻自破了。那么突然之间,在别人看来,我做出了两个愚蠢的决定。 我觉得我有必要说明一下我是怎么想的,给别人一个解释,也给自己一个交代。这一次我选择了《南都周刊》,考虑得更多,也包含了更多的失误在里面。综合起来,我的理由是这样的:(一)、南方都市报的视频新闻做得实在是太差了,而且他们也丝毫没有表现出需要我去做摄像记者的意思,也就是把我最大的兴趣点给打退了;(二)、在南方都市报见习的这一个月里,我发现自我价值很难得到实现。首先,我确定我会去一个记者站,然后我确定我将去跑这些琐碎的城市新闻。每天都是这里车祸,那里犯罪,这里领导街访,那里地铁修建,这样的新闻跑上一两年,我觉得我得不到任何大的收获。而且我也做了编辑的活,我知道了编辑为了适合版面,是怎么样地砍文章的,我发现无论记者,还是编辑,都没怎么把新闻当回事,根本不是什么文学作品,就是一个个信息垃圾。也许有些文章是写得很有成就感的,比如要闻,比如社论,但肯定不是我们将要操作的这些东西。简单说,《南方都市报》是很牛,但是我感觉不到我做的活,对于《南方都市报》的影响力会有怎样的贡献;(三)、《南方都市报》的员工太多了,有2000多人。与这么多人共事,我很难体会到上面对我的关心,更何况我是一个新人,我害怕被人遗忘;(四)、《南都周刊》给出的工作就是做经济或深度,这两个都是我很喜欢的新闻角度,与其在都市报跑碎稿,我还不如去周刊做专业性强的新闻,这样还能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五)、《南都周刊》的工作地点是固定的,就是在广州,我不必在担心受怕自己将被分到哪个鸟不拉屎的记者站了,而且也不用再搬家了,而且也能和广州的一些老熟人待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感觉很让我安定;(六)、《南都周刊》会比较闲,发稿压力不会很大。不像日报,每天都要发稿,在这样拥有更多自由时间的环境中,我觉得我能发挥我的最大力量。而且我也很喜欢那种看很多书,研究清楚一个问题,再去采访做稿的这种感觉,这才是真正的做采访。(七)、《南都周刊》的总编辑是陈朝华,这个人之前是给我颁发南都特等奖学金的。我这个人虽然不迷信,但有时还是会跟随一些迹象,去做我暂时做不出的选择。 然后我再说说我对周刊还存有疑虑的地方:(一)、印刷好差,广告真少,内容不丰富,这种风格坚持下去能成功吗?(二)、百度贴吧上骂《南都周刊》的人有好多,这个迹象是正常的吗?(虽然说好的人也有一部分)(三)、《南都周刊》前年创刊以来,一直在亏钱,今年还是亏六百万,据说明年争取持平,后年才开始盈利。也就是说,我至少要到后年才能开始拿年终奖,还有万一后年还是亏损怎么办?(四)《南都周刊》的办公环境不够好,集团对它够重视吗? 总体来说,其实我现在还是没有后悔,我觉得我去《南都周刊》是对的。虽然钱少,虽然影响力不够,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还这么年轻,难道不该勇敢尝试一下吗?而且,它越不够好,那么不就是我伸展拳脚的空间越大吗?另外我这个人,害怕不能脱颖而出,能有这么一个机会,从十几个面试者中脱颖而出,被《南都周刊》选中,这也是对我自信心的一种加强。我也明显感到,在《南都周刊》的办公室里,我的话变多了,我觉得这个环境比起南都广州新闻的编辑部来,真的更适合我。未来,也许《南都周刊》真的是中国最牛的周报之一了,也许我是《南都周刊》最牛的记者之一了。 September 03 兰溪帮日子都不是很好过昨天晚上我检查了一下原杭州号码手机,发现有几个未接来电,是黄瓜打过来的。因为没人接,他随后还追了一条短信,说有事要与我商量。于是我马上给他回了一个电话,尽管时间已经是12点多了。黄瓜接起电话,一听是我,马上就开始抱怨,说他给我打电话已经是前天的事情了。 黄瓜是我们兰溪帮里面开始工作最早的一批人之一,另外还有陈庆、沈俊。这三个人的近况,据我所知,应该都不是太好。陈庆之前是读了一个装潢设计专业,毕业后曾在金华的一个小公司里供职。据说老板欠薪什么的,问题也挺多,而且个人发展空间不大。到了今年7月份的时候,他带着一年的工作经验,和一个绍兴人一起,开店去了。开的是一家墙纸店,我来广州前一天去看过一次,还算有模有样。也算是他给自己了了一个开店的夙愿。店铺的地段不是太好,但是附近都是新修的小区,据他自己憧憬,等到房子卖出去的时候,生意一定会很好。不过我在附近也看到林立了很多类似的店铺,有些招牌做得很大,我觉得陈庆的生意路还是有点凶险的。前几天网上碰见,我随口问了一句生意怎么样的话,没想到7月开店到现在9月,两个月了只做成一笔生意,进了200块。他说他积极性已经受到打击,快撑不下去了。 沈俊是最年长的一个,学历也高,是杭电的本科。我一直以为他如果在杭州好好找个工作,一定会活得滋润。可是他太消极了,而且还有些自卑,总是做之前,就自己把自己吓倒了。结果毕业被打回原籍,还成天被学校催着就业,成为了自己学院里不光彩的那一部分。后来靠他妈的介绍,总算是进了中国电信兰溪分公司,成了临时工。也不说相比于正式工,待遇有多差了,单是每天日晒雨淋地在外面搞电子警察的维修,我就觉得无趣。何况还要忍受领导的责骂。我当时一直说大城市好,他一直说没觉得。后来有次我再回兰溪,那次沈俊刚去了几次金华。他说他现在体会到大城市好了,还只是金华。好几次在一起聊天,我对毛竹、沈俊谈理想,他们都木讷的很,我就觉得糟糕,生活不能够过得如此不由自主吧。还有关于沈俊在电信里传绯闻,还有女子的前男友来寻仇,这些事都不知道是该划入笑话,还是划入人生境遇来讲。 黄瓜一直在百度做软件销售,快一年了。他说很辛苦。也不算是正式百度员工,干了活就拿钱,不干活就不拿钱,也没有辞退不辞退,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地方。我一直觉得,他应该很快能认识很多人,很快能另起炉灶,可是一年了,还是没什么动静,那么可能这确实不是什么好工作。关于黄瓜,我们兰溪帮在一起,时刻要讨论的是他带着女朋友走南闯北的问题。一下子开玩笑说:一个人在外面,挺无趣的,有个女人照顾自己,回家可以发发怨气,还可以上上床,不错;一下子又说:带个女人多麻烦,去哪里都不自由,多个羁绊。我想,个中乐处苦处,也只有黄瓜自己最明白了。前不久,有个管理岗位的竞聘,黄瓜这次的落选看来对他打击很大。这也是他昨天打电话给我的原因,他说他想去读个夜校,考一张本科的文凭。但是很多人对他说:都现在这个年纪了,还去读书干吗?黄瓜问我,我当然是支持他读书的,我说我以后也还要读书,工作是为了让自己更知道我应该怎么去读书。至于那些否定的言论,我让黄瓜不必在意,只有自己尝过苦果,只有自己有追求的人,才能体会渴望读书的心情。而且也不必在意读书是否会影响工作,因为读完书,起点就不一样,哪是在社会上滚了几年,可以比的? 还有强皮,在东莞做学徒,梦想有朝一日成为发型师。我来广州都两个月了,也没去看过他一次,我觉得有些惭愧。他高中辍学,小了我五岁,结果工作还开展得比我早,真是世事无常。 从大二暑假拍摄《斗兽》之后,我们兰溪帮六人也只在我大三,也就是2007年的春节时间,才一起见了一次面,当时还留了张照片,在聚仁学校的门口。这以后,再难齐聚首。08年春节还一起拍了《年夜犯》,不过这次,强皮因为中国雪灾,被困在东莞没及时回来。六人再一起相聚,也不知道是几年后的事情了,大家的日子都不是过得太好,我在广州也只是刚起步,什么都没上手,也不确定我有多喜欢这份工作。无论怎样,我希望我们兄弟几个都过得好,工作都能够顺利,最起码的,都要平平安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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